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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走在煤尘道上的父亲

行走在煤尘道上的父亲

  父亲背着一袋大米行走在从城郊玉山通往敖南的道上,蓄着厚厚煤尘的车道比夜色还黑,分明地勾勒出矿道一样幽长的路径。父亲快步如飞,豁口解放鞋掠起煤尘被夜色吞没,跫音多像我们物理实验课上打点计数器的节奏,密密麻麻,结实、欢快。套在解放鞋里的双足,长年水泥、砂浆腐蚀,皮肤板结皲裂,伤口血凝,周围长着刺儿,我小手无数次犁过他脚掌,就像误入荆棘地,刺痛,却带着一股血浓于水的暖意。

  此时,这样一双脚飞快行走在从玉山通往敖南的道上。他肩上背着七斤大米,大米轻飘飘压在他肩胛骨,尼龙袋口扭成一束长辫披在胸前,由弯曲倒勾的右手抓着。大米们相互依偎,非常安稳地睡着了,它们以为还躺在谷壳里,睡在阳光充足的田野,酣然沉睡中长肉。

  我就读的中学在敖南。我坐在教室里,与同样从乡村考出来的农家子女一块晚自习,对付二元一次方程和几个从大洋彼岸舶来的“英格力士”单词。我并不知道父亲正踢飞煤尘往我这儿赶路。宿舍箱子里还有两斤多大米,足够应付三天生存的问题。周末我回了乡下,我喜欢回乡下婶母家,路上有十来个同伴,说说笑笑一个多小时就到村庄;如果有女同学同行,那种隐秘的快活,还嫌七公里多的马路太短。

  我是父亲唯一的骨肉,母亲病逝那年我两岁,跟随父亲的行踪和命运颠沛流离,到了读书年龄才回到村里。父亲从未提出要我周末回他那儿,他宁可选择孤独,也要让我缺少母爱的童年多一份融入同龄人的快乐。

  我无法了解父亲的思想。

  父亲静默地接受命运安排的一切,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,十一岁的兄长不幸夭折,亲情如附体的衣衫一件件剥离父亲躯体,最后只留下瘦骨伶仃单薄的我,聊以遮挡他无尽的寒凉。他明白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摇撼他坚忍的骨头和千疮百孔的内心,唯有沉默是最好的言语。我生活在他为命运沉默的阴影之下,与他常日无语相对,这对童心是一种折磨,尽管父亲是无意的。在父亲沉默的阴影下沉默,时时有一股凄寒的风袭入心间。

  父亲不多的话语表达中,悲观的叹词占了上风,一声“唉”的短叹过后,接着对“唉”作简短注释。他的一个个“唉”犹如一串岛屿困住我,使我浸泡在忧郁而苍凉的海水里不能自拔,以致我现在极力重塑性格都收效甚微。那年春节,我还在念小学,父亲独自一人为邻居新房后院石砌外墙勾缝,一层多高的地方吊一块厚木板,父亲站在木板上,风快地用调好的水泥混凝土勾墙缝。这是他本行熟活,就像我背诵语文是本职一样,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。但那天下午不知是吊木板的绳子断了,还是父亲不小心,他成了自由落体,摔进那道窄窄的水沟里。过程我不太清楚,在做晚饭的时候,站在灶台边的我,看到父亲剐伤的手、行动不太灵便的身体,眼里充满恐惧神色。他短促的“唉”声之后,忧伤地说:“我们命真苦啊!”这话像是一把刀砍在我心里。那年春节因此阴霾沉沉。

  我用全身心投入读书的积极态度,对抗着身世记忆与现状,包括对父亲短暂的遗忘。但我还是为父亲的到来悸动,心灵深处的悸动。教学楼是一座老掉牙的木楼房,有人走上来时会发出沉重的响声惊动那些晚自习不专心的同学。我比较专注,父亲探头进来的时候,我陷入恼人的方程式不能自拔。有人轻叫我一声,说:“你爹来了。”我一抬头,看到站在教室门外的父亲,布纽扣破旧的蓝布衣服上布满泥尘和几块混凝土迹。建筑队天黑了才收工,他匆匆吃过晚饭就背着米匆匆赶过来。

  我涨红脸,小心走出门,唯恐惊动和妨碍了谁。我的成长,始终赔着小心,出现在任何场合与群体,都保持缄默与低调,三十多年后的现在,仍然不事张扬。笼罩在父亲命运阴影下成长的我,继承了他命运的性格。我从父亲手上接过大米,父亲又从内衣口袋摸出一块钱,作为我一周的伙食费。

  他说:“我走了。”

  我望着父亲走下楼梯,年久失修的木楼梯发出咕嘎呻吟,仿佛是他命运的呻吟。父亲走到楼梯口,出了廊道。我也走下楼。我要送米回宿舍。廊道外就是大操场,父亲身影在操场上移动,黑黢黢的一团,慢慢变小,变得越发不分明,直到消失在操场边那道铁门。父亲走上四十分钟就能到达他们建筑队的宿地关公亭,一处庙宇式的建筑,早年供奉关云长泥像,父亲他们住进去的时候,关公像已被“破四旧”消失多年。那是一处很不错的两进大院,粗大的木立柱,轩敞的大厅,院内有地可种蔬菜,院后有池可养鱼,院外方圆数里遍植杨梅、枇杷、梨、荔枝、龙眼、芒果、橄榄……四季次第开花,次第结果,香了一座山,甜了一块园,闹腾腾的好不热烈红火。比起父亲此前住过的工棚和现在一些民工住的工棚,关公亭够得上星级标准。若不是父亲的命运不济,住在这里父亲的心境就会好些。父亲还是知足,毕竟上苍并非残忍到了赶尽杀绝,而是给他留下一根瘦弱的独苗,留给他灯芯燃亮的一豆希望。

  几个月后,一场凄风苦雨过后,秋空旷苍凉的日子,强忍肝痛折磨而天天出工的父亲,终于撑不住了,如大山一般訇然倒下。直到他住进县医院的病房,我才知道父亲生病,这也是父亲唯一一次住院。

  父亲出院,是被死亡之神判了死刑,我得到通知,匆忙赶到关公亭时,父亲已处于弥留之际。天国的光辉笼罩着他,他呼出象征生命存在的最后一口气,睁着眼睛走了。

  那年我十三岁,念初中二年级。班上老师与同学都不知道我消失一周在料理父亲后事,为他送终归山。

  从此,我与父亲生死两茫茫;从此,长长的夜路一个人走;从此,那条煤尘四起的路上,再也看不到那个背着一袋米匆匆往学校赶的亲人的影子。

  后来,我儿子问起他爷爷奶奶在哪里,我不知从何说,那个背着一小袋大米往学校赶的人的故事,依他现在的阅历如同听天书。一代人的命运就让一代人去承受,我只能告诉他一个未成年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最亲近的人健在,家完好无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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