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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小时候

我们小时候

  记忆是细密的筛子,一些幸福的时光,顺利的经历往往会淡忘,而那些难熬的日子、坎坷的路境却凝固成了深埋心底、永难忘却的歌,不时地低吟浅唱。

  我们小时候是在国家最困难的年代度过的,由于普遍缺乏营养和知识的滋补,我们那代人无论从身体发育还是知识结构,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相比,有着明显的缺陷。

  我们家兄弟多、年龄小,只有父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分的粮食不够吃,一年要短半年粮。每到青黄不接的春季要掺些豆腐馇、发霉的红薯干和粗糠烂菜才能勉强裹腹,很少吃上荤腥。那时最盼望的就是过节,每到端午节、中秋节和春节,即使家里再穷,父母亲也要想方设法熬顿肉、买斤月饼、包上顿把两顿饺子。平时不年不节或着没有稀客光临谁要提吃肉,是要挨巴掌的,因此说“为了肉,挨顿揍”。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肚肠里缺少油水,饿得快、馋得慌。冬天的晚上,我常跟着哥哥带着手电筒到茅屋檐下、搭在树叉上的红薯秧里捕麻雀,回家在火里烧一烧就吃,味道特别香。有年夏季,驻地部队医院的采购员不慎将一笼子鸡放飞,在村外的庄稼地里成了一群无主的“野鸡”,夜里还能听到大地里雄鸡的报晓声。有一天,我和三哥天不明就循声去逮鸡,在露水很重的包谷地里钻了半天时间,终于抓住了一只足有三四斤重的瘸腿芦花公鸡,身上被包谷叶子刮拉得尽是红血印子。回到家,母亲用青辣椒炒了一锅鸡肉,全家人像是过年似的,左邻右舍都跟着拉馋。

  那时侯不仅吃不饱,穿戴也十分简朴。春秋之间,天气和暖,作为小孩光着屁股也能过,一到冬天可就遭罪了,棉衣棉裤连内衣都没有,洗澡又少,虱子结成疙瘩,前襟上脏得可以“打铁”,就连上课时都痒的左拧右搓,连课都听不进去;一双布底棉鞋是母亲一针一线做的,没有个替换,不到半冬就磨绽了,母亲几乎每天在油灯下用大针脚缝缀,但顶不了多少用,就像一条张嘴的鳄鱼吞噬着寒冷和泥雪,脚跟常常皴裂得鲜血直流。有一回让我跟着奶奶到亲戚家看媳妇,我嫌棉衣破旧,哭着闹着要新的,被父亲狠狠地揍了一顿。打归打,父母也想好看,在山里的集市上买了一块深蓝底上印着圆形白菊花的粗布,母亲连夜给我做了一件又肥又大的棉袄,穿起来手架撒着像个企鹅,小孩是长材,母亲向来做衣服都留有余地,起码能穿它几年。

  我们老家缺煤少柴,没有烧火炕的习惯。冬天天气寒冷,父亲就在屋的角落里给我们打地铺,用土坯砌个边,里边放上麦草、豆秸之类的柴草,上边压上一领席子,就一床薄被子,连个褥子都没有。每到夜里,北风吹着落了叶子的树梢,发出嘶鸣般的尖叫,老鼠在铺底下做着响声,我们全然不顾,心里十分满足和安适。那时没有电灯,为了节省煤油,油灯只点一会儿就得吹灭。躺在温暖的被窝里,望着黢黑的屋顶想这想那,渐渐进入梦乡,梦的最多最美的事就是又吃又喝。夏季来临,我们睡的地方就更随便了,傍晚就在院子里铺上苫子和席,在大人们的谈天说地声中进入梦乡。有时和小伙伴们跟着大人到村外的大路边或打麦场上去睡,望着天上的星星,听着周围的虫鸣,那情景,至今难忘。

  我们读书的地方是简陋的村办小学,记得课桌是用土坯支起来的长条台子,坐的小方凳是从家里自带的。教我们的老师连初中尚未毕业,号称“白字先生”。一些错白字灌输在我们的第一记忆里,至今还闹着笑话;讲历史课时,有的学生问他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那么多人在干什么?他不假思索地说:“那还用问,都是些挑挑的、挑担的,卖葱的、卖蒜的呗,你们真笨。”我们放学后还要帮着家里干活,记得我刚有粪箕子高就割草、拾粪、拣柴禾。夏天放学早,在夕阳西下的黄昏,到地里割草回来喂猪喂羊,还把草卖到生产队里喂牛,最多能卖一至两角钱,可以买学习用具,花二分钱买一块用糖精水冻成的冰糕吃。干完活后就在院落里的石台上做作业,劳累过后的轻松,脑子特别清醒,心里特别平静,一些出色的作文和难题就是在那时侯写出来或解出来的。当时正处于“文革”的高峰期,可读的书籍不多,主要靠听有点私塾底子的老人说些古书、父老乡亲讲的民间故事来弥补知识的匮乏。越是文化封闭、信息枯竭,求知的欲望就越强,对古往今来、现实中发生的事件总是过耳不忘,记忆犹新。

  每当向孩子们讲起我们童年时的经历,孩子们总像听传奇故事,感到新奇和不解。就是那个时期缺吃少穿、艰苦无比的生活经历,才赋予我们勤俭朴素、随遇而安、淡泊名利的平静心态;才在我们羸弱的肌体内添加了不少钙质,以至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因为坎坷曲折而停下艰难探索的脚步,始终保持着虽然缓慢但却勇往直前昂扬向上的人生姿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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