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挺起民族的脊梁

挺起民族的脊梁

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是这个民族的脊梁。民族文明的代表。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,从他一产生就受到统治者对这个群体的精神桎梏与身体出摧残。文字狱就是其中的形式之一。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字狱当数夏桀所制造的关龙逄一案。

  夏朝末代皇帝桀是个昏君、暴君。史称:“桀为酒池,可以运舟,糟丘足以望十里,而牛饮者三千人。”关龙逄进谏曰:“为人君身行礼仪,爱民节财,故国安而身寿也。今君用财若无尽,杀人若恐弗胜,君若弗革,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。君其革之”。立而不去朝,桀囚而杀之。

  此后,秦朝的焚书坑儒;汉朝颜异的“腹诽”案;宋朝大文学家,当时的文坛领袖苏东坡的乌台诗案;明朝那个我国历史上唯一的贫民出身的皇帝制造的一系列文字狱,使文人们发出:“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。”的呼声。他的那个扬威于异域的儿子朱棣,在他的老师,也是他的主要谋士姚广孝的一再嘱咐:“千万不要杀方孝儒。你当了皇帝后,必设法让方孝儒出来为你服务,然而方孝儒一定不会听命于你的,这个时候,你一定不要杀他。因为,你杀了方孝儒,天下‘读书种子’就绝灭了。”的叮咛下,还是杀了当时的名学者方孝儒一门十族。封建统治者嗜杀成性,最多也就只杀九族。而方孝儒就因为拒绝给他写诏书,被夷灭十族。他的学生也被当作一族杀掉了。

  清朝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狱。从顺治朝第一起文字狱"函可(和尚)案"开始,到康熙朝的“明史案”、《南山集案》、雍正朝的“查嗣庭试题案”、乾隆朝的“胡中澡狱”等。被杀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株连者数以万计。几千年来,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被桎梏思想摧残身体。是封建统治者都不明白文字狱的冤情吗?也不尽然。封建统治者旨在摧毁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与独立思考意志。历代华夏知识分子就是在“高鸟尽,良弓藏,狡兔死,走市狗烹”的专制观念下,艰难地支撑着华夏文明的大厦的。他们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为他们所创造的文明殉了葬。因此到了近代,中国的脊梁几乎要断了。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知识人。

  按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,美国前联邦大法官波斯纳的理解,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牛虻,要像苏格拉底一样对现状发问,虽然不一定都要发聋振聩,但也能挑战常规,启发思路,冲击思想的麻木。他引用赛义德的话说,知识分子应该能“公开提出令人窘迫的问题,对抗正统和教条(而不是制造它们)”。虽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划分概念与西方有着差别,把有文化的人一律称为知识分子。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成份也是很复杂的。这其中也存在着上述西方概念的公共知识分子。这部分人就是历代统治者利用打击的对象。在改朝换代时他们被利用。江山一统后,就要良弓藏,走狗烹了。绝不许他们对专制统治再指手划脚。认为知识分子是专制政权的最大威胁。可是“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。

  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虽然都有知识分子参与,但是真正促成改朝换代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。当统治者的压迫超过农民的承受极限时,农民不管什么原因,都会起来反抗的。相反,知识分子常常对巩固政权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纵观现代世界上后起之秀,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国民素质普遍较高。民族素质的提高,与这个民族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刚刚过去不久的亚洲金融危机,韩国的民众在知识阶层宣传与带动下,把金银等硬通货存进银行,支持银行运转。宁可花高价购买国产商品。使韩国得以度过金融危机。这就是知识与知识分子的作用。愚民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好统治,可是愚民不懂道理,有奶便是娘。没有奶亲娘老子都不认。想让愚民共患难,势比登天。相反民族素质较高的民族,可以象韩国那样团结一致,共度难关。尤其是到了后现代,民族素质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的重要因素。而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素质就是这个民族素质提高的决定性条件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。历史的原因,中国知识分子的梦魇并没有即刻过去。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梦魇的余韵。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必须是独立思考的,不随俗不媚俗。当他们发现自己的错误时会勇于承认和修正。虽然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距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。可在一个人追求的目标是真理而非其他时,这样做并不困难。因此,中国知识分子当前重要的是明确历史的责任,投身于唤醒民众,促进民族素质提高的历史洪流中。用他们睿智的思辨,挖掘并学习人类各民族的文明成果。只有这样,才能重新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来。

  时下在国外的留学生中,对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种观点:“为什么都说‘文革’是浩劫,是灾难,难道它就没有好的方面?‘文革’难道不是激动人心的吗?”这些年轻人独立思考的精神值得肯定,对“文革”没有亲身体验的人这样想并不是错,但希望他们在作出自己的结论时千万要尊重事实,而不是将历史裁剪成适合自己的观念。思想既不因为赞同的人少就不对,也不会因为赞同的人多就正确,要尽量客观地去思考问题。笔者与大部分文化大革命的经历者一样,怎么想也没有想出多少“文革”的好处来,也许“文革”对中国历史最大的好处就是事情走到极端,使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明白此路不通,因而率先改革。可是这部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要着意呵护。不能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,就抡起批评大棒,使他们活跃的思维被扼杀在摇篮里。

  我们不是要给文化大革命翻案。只是推崇对习惯思维方式的挑战,对权威观点质疑的勇气。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民族灾难是不可质疑的。到文化大革命结束,中国知识分子的遗传基因里似乎已经没有了独立思考的基因。中国的年青人敢于对定性的东西去独立思考,这是祖先智慧的再生,是民族的希望。他们不阿附权威,不盲信成论。恰恰是改革开放前遗留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欠缺的。

  理查德·波斯纳,在2001年出版的《公共知识分子——衰落之研究》中宣称: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将成为过时之物,必然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所取代,至多只能在社会——文化的缝隙中存在。这种思潮在世纪之交也借后现代之名传入中国,为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蜕化为知识人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支持。受此思潮影响,少数中国学者甚至认为,知识分子群体即使没有死去,也已气息奄奄,很快就会成为文化考古学的研究对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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